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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共同基金制度、实践及启示系列研究之

- 编辑:yabovip2019 -

  美国共同基金制度、实践及启示系列研究之

  保险公司进入共同基金的另外两种途径分别是收购一家已经建立的基金和创建自己的基金。收购一家基金不需要让保险公司自身投入基金业。在很多案例中,保险公司只不过是共同基金公司的一个沉默的所有者,作为母公司的保险公司和作为子公司的基金公司之间很少联系和协作。还有部分的保险公司通过创建自己的基金加入基金业,这是少数公司的做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保险公司能在共同基金业务上打上自己的标志。

  为减轻公共系统的压力,许多国家通过税收激励的方式鼓励个人或企业的私人退休储蓄。例如,美国“个人退休账户”、英国“资金投资个人养老金”、澳大利亚“退休保证金”等。政府支持的储蓄计划使得需要投资管理服务的资产大大增加——这些计划越来越希望能够进行海外投资。但是,养老金计划管理是一项高度本地化的业务。一些国家要求资产必须由当地的机构进行管理,或者投资于政府债券的部分有最低的百分比,也限制海外投资的比重;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对养老金的配置没有限制。对养老金资产配置的限制成了影响本地机构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养老金投资限制多的国家和地区,为本地基金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21世纪>:随着基金业的发展,美国在监管上是不是有新的需求和动向存在?

  证券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的牛市期间是封闭基金的最大发起者,但在1929年股市崩盘后撤出了投资公司业务,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回来。“二战”后,共同基金日趋兴旺,一些华尔街投资银行开始发起共同基金。一些有着强大的研究和投资管理部门的全国性的经纪公司也弄出了自己的共同基金,但全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美林坚定地拒绝建立自己的共同基金,甚至不愿意销售其他公司管理的基金。20世纪60年代,美林决定投资多元化,从证券经纪业务转向资本市场活动,先后搞出了一大堆货币市场、债券和股票基金。美林成功地把全国性的经纪商——交易商带入了共同基金业。监管者表达了一种关注,认为经纪商偏爱内部的产品会让他们不情愿去销售关联的基金。经过初期的快速发展后,证券公司发起的共同基金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从1991年的25%,跳水到了目前的3%的比重,很多证券公司离开了共同基金业。

  对离岸基金的限制

  隐私保护规则。在美国,投资基金管理人需要注意遵守要求他们保护与投资者相关的隐私信息的联邦规则。他们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和程序保护潜在的和现有的投资者的特定个人信息。

  防范套利需统一监管体系

  销售渠道的控制力

  这些监管要求可能影响投资基金的收益,并且消耗大量的个人及财政资源。因此,有些投资基金更倾向于避免该法的监管。如果投资基金不参与公开发行而且仅有某些特定的投资者参与,它就属于“投资公司”的例外规定,也就不再受该法的监管。最通常的例外是第3(c)(1)和第3(c)(7)的例外规定。符合这两类例外规定的投资基金通常叫做“私募基金”。

  ——美国金融机构进入共同基金的历程及其监管

  一、尽管国内销售渠道逐步多元化,但是在未来很长时间银行、券商渠道主导的状况不会改变,这会塑造本地机构的优势地位。国内有很多银行系和证券系的基金公司,银行和证券公司销售渠道的强势地位,能够有力的支持这些公司的发展。在国内市场对外放开后,这种渠道的优势在面对海外机构的竞争时,依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证券法。在美国,证券的发行与销售受联邦<1933年证券法>和各州蓝天法的监管规则的约束。在证券法下,投资基金的证券发行和销售需要注册和提交招股说明书。进行证券公开发行的成本很高。因此,有兴趣募集资金的投资基金通常更倾向于获得证券法的豁免。其中的一个豁免是证券法第4章第2节中私募发行的豁免。获得私募发行豁免的投资基金受证券法下D规则的保护,可以免于注册和提交招股说明书。

  经过多年的争取,银行最终获得了进入共同基金的权利,法律允许银行担任共同基金顾问,进行承销,并把基金的份额卖给公众。但是,这是一段艰苦的历程。20世纪20年代,银行也是封闭式基金的主要发起人。在1929年股市崩溃后,商业银行离开了证券业,也不再发起封闭基金,因为在银行和证券活动中存在滥用行为。1933年,国会制定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用于一般性的分离商业银行和证券活动。“二战”后繁荣再现,银行希望通过两种路径来突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制造的障碍,一是通过立法,二是通过联邦银行监管者的活动。但银行在最初获得共同基金业进入权的尝试在法院和国会层面都失败了。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几乎每一年里,都会有允许银行获得共同基金和其他证券业务活动资格的立法被提出。这些立法的支持者是银行和审计署,反对者是证券和共同基金业。不计其数的听证会在参众两院的委员会里举行,但都没有出台相关法律。后来,通过最高法院的判决,银行获得了共同基金业几乎所有的进入权。1999年,《格兰姆—里奇—比利(Gramm-Leach-Bliley)法案》授予了银行完全的进入一般性的证券公司的权利,特别是进入共同基金业的资格。

  而对于一些开放程度高的、外来机构占很大比重的国家和地区,对于离岸基金的销售认可度很高、限制较少。在新加坡,离岸基金、尤其是可转让证券投资机构基金已经开拓了广阔的市场。新加坡在2002年实施的集体投资计划准则为所有类型基金(包括当地注册及海外注册的基金)建立了一套统一的分销监管法规,使人们在新加坡注册可转让证券投资机构基金变得非常容易。销售离岸基金已经成为进入台湾市场的一种普遍方式。离岸基金在中国台湾很受欢迎,在引入离岸基金短短数年内,其资产总额已经超过了当地基金。监管机构要求,台湾地区的基金在投资业务、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等多个领域的规则都与可转让证券投资基金一致。作为历史上长期以来的国际自由贸易区,香港为外国金融机构保留了一个独特的开放市场。全球基金管理公司一直以来都可以向散户投资者出售离岸基金,而不需要开发一条当地的产品线,并且这些离岸基金在市场上有很高的认可度。据卢森堡基金产业协会统计,可转让证券投资机构基金在中国香港的授权基金中所占的比例约为70%。

  第四,对于基金管理人而言,他们需要考虑<1940年投资顾问法>的规定。在美国一个重要的监管争议是他们是否必须注册、是否属于<1940年投资顾问法>的监管范围、是否符合例外或豁免的规定。

  证券公司的进入及监管

  本地市场集中度由前几家最大公司所占市场份额的总和来表示。这一份额越高,说明占行业领导地位的几家公司的实力越强,对市场的影响力越大。市场集中度高,表明外来的机构要突破市场壁垒、进入一个新市场,从本地的市场竞争者手中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会不容易,要占据主导地位就更加困难。

  通常,如果一个人为他人从事证券咨询并以此获得报酬,他就必须按照<证券法>到证监会注册并受<投资顾问法>的监管。一个关键性的争议是对于投资顾问可以收取的业绩奖励的限制。私募基金的管理人可以选择通过满足<投资顾问法>的豁免要求而不去注册。例如,他们仅有15个以下的客户,并且不以投资顾问的身份开展公开业务。

  美国共同基金制度、实践及启示系列研究之四

  二、限制离岸基金在国内的销售。虽然不必完全的禁止,但从保护国内投资者的角度出发,要制定严格的准入条款。这些监管上的要求与开放的原则并不相悖,根本的目的是保护国内投资者,这也是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做法。

  反洗钱法案和规则。2001年“9·11”事件后通过的<爱国者法>(the USA Patriot Act),要求所有的金融机构,包括投资基金和基金管理人,执行查明和防范洗钱活动的程序。

  保险公司传统上只提供固定回报产品,后来也开始寻求能赶上通胀步伐的产品,寻求进入共同基金领域。但在一开始时磕磕绊绊,在美国州立法机关和联邦法院中都发生过激烈的争吵。传统共同基金对保险公司入场最大的恐惧是会被这个强大和不受监管的竞争者压倒,因为保险公司在每一个城镇和村庄都有销售员,但这种恐惧从来没有成真。总的来说,保险公司要比其他外来者更为成功。随着共同基金毫无阻碍的增长,很多保险公司都停止了贬损它们,转而通过三种途径进入了共同基金。

  对国内机构开放的启示

  美国对于投资管理人最主要的监管要求是,管理人应当按照<投资顾问法>的规定向美国证监会办理投资管理人登记。这方面的监管并不是那么严格。如果在12个月期间内投资管理人的客户不足15名,则投资管理人可以免予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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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在未来推出养老金计划后,对于养老金的投向和合格投资机构要有严格的限制,对于投向海外的资产比例要有适当的控制,确保本地机构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通常而言,投资管理人的客户数量也就是它管理的基金的数量,而不考虑每一只基金当中有多少个投资人。因此,许多掌控了数十亿美元资产的投资管理人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试图改变这一规则,建议按照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人数量来计算客户人数,但是法院驳回了这一建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则不适用于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 代宏坤[微博] 沈露昳

  那些本地市场集中度高的国家和地区,对外来机构的进入构建了较高的壁垒;

  <21世纪>:美国对基金业的监管思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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