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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降临在中国大地上,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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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降临在中国大地上,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

1966年,正当中国的经济情况日益好转,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突然降临在中国大地上。
  “文化大革命”对于周恩来来说,是突然的。他没有思想准备,被动地卷入了这场狂风暴浪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江青到上海同张春桥合谋,“借用上海攻打北京”,组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
  《海瑞罢宫》这一文章。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江、张等约定向周恩来封锁消息。文章写出后,江青说:“不叫周恩来青。”《评》一文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刊出,《人民日报》被迫转载。转载时加的编者按,是经过周恩来审阅修改的。他在编者按中强调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地讨论问题。他是按照学术问题来看待的。
  1966年2月,林彪、江青策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由江青主持在上海召开。在这个会上,攻击了周恩来,说周恩来对文艺创作提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是“资产阶级也可以提的”。戴上了很大的“帽子”。
  1966年春天,北方大旱。周恩来忙于八个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他亲自兼任河北和北京抗旱工作组的组长,深入各地推动抗旱。3月,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大地还在颤动,他就赶到灾区。接着是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在我国参观访问。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贴出所谓“第一张”大字报,煽动揪斗老干部,冲击各级党委。周恩来批评了这张大字报,但是康生背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把大字报底稿送给了在外地的毛泽东。大字报在电台播出了。之后,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回国后,又忙于接待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外事工作告一段落时,已经是毛泽东批评派工作组的时候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对这件事承担了责任,说:对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他同时保护性他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周恩来和陶铸商量并经毛泽东同意后,删掉了原稿中的“黑帮”、“黑线”一类提法,加入了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队伍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等。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林彪、江青一伙打着“中央文革”的牌子,在背后唆使学生、红卫兵“造反”,“火烧”、“炮轰”各个方面的领导干部,意图搞得天下大乱,以便他们乱中夺权。党内外广大干部忧心忡忡,希望中央稳住局面。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他极力平稳局势,但做起来是十分艰难的。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领导权由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把持着,而且显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是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这是一场持续而曲折的斗争。
  有的外国作家描述道:“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并最终制服它。”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像洪水猛兽,这时已冲击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经济部门,红卫兵冲击机关,揪斗干部的事不断发生。8月下旬,周恩来指示中共北京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联络什么呢?他是要把洪水纳入河道中去流。他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在联络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接着,他召开红卫兵座谈会,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从8月下旬到12月中这三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参加红卫兵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有些会长达四五小时,有些会通宵达旦,他千方百计引导青少年按党的政策办事。周恩来在讲话中,一再指出建国以来的17年中,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大于缺点,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一分为二;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并不等于“黑帮”。也不是不革命,更不是反革命。他谆谆告诉红卫兵:“不能说全中国的大学、中学所有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些领导机关的某些领导同志犯了错误,而这个错误即使是某一个时期的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也不能划等号就是‘黑帮’”。“所以,不是说一切领导机关都要‘炮打’,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
  学校“停课闹革命”了,幼稚的青年们冲向社会,开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大串连,到处“造反”,社会动荡不安。9月中旬,由周恩来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报毛泽东后发出。其中规定:各单位凡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抓革命和抓生产、抓业务等两个班子;“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等。这两个文件发下去后,各级党委松了一口气。它们维护了生产建设战线和城乡基层单位的相对稳定,制约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坏性影响。
  这月下旬,周恩来主持批转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建议,报毛泽东同意后发出。同日.又报毛泽东后发出中共中央指示: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串连,医院内部按上述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建议办。周恩来还专门加了一句:“已经有红卫兵组织的,不再进行发展,也不再进行内外串连”,要他们自动地取消。
  这月底,周恩来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稿时,认为“将两类矛盾没写清楚,这对当前运动的领导会发生影响”。并亲自作了修改。10月1日,林彪在建国17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同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社论,也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专门找了毛泽东,说明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毛泽东坚持自己的看法。周恩来则在后来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对于周恩来的言行,江青一伙感到十分恼火。9月底,江青让陈伯达送给周恩来一份所谓几个院校群众组织的汇报材料,里边攻击周恩来“和稀泥”。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到反对“折衷主义”。清华大学大字报也指责“周总理有折衷主义”。林彪、江青一伙公然诬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但是,周恩来并不因此而停止采取稳定局势的措施。他又主持起草并发出中共中央文件,指出:“革命学生组织不要限制原工作组或学校当局和上级党政机关领导同志的行动自由,使他们得不到必要的休息。”“机密、要害部门、新闻、广播部门和中央局首脑部门,一律不进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连。”“不应干涉机关内部革命或妨碍机关正常工作,不应率领群众进出机关办公科室,进驻或封闭机关,搜查机关文件,或要求设联络站,特别是不许进入机关中的机要、通讯和技术保密部门。”文件指出,上述方法,可以同样适用于革命学生组织与农村公社、城市企业、事业单位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之间的革命串连,“也不应干涉他们本身的革命和生产、业务问题”。11月初,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等煽动群众攻击中共上海市委,10日制造了沪宁铁路全线中断行车30多小时的“安亭事件”。周恩来、陶铸对他们进行了严肃批评。但是,“中央文革”派去上海处理这一事件的张春桥,同王洪文达成协议。同意他们的要求,为自己培植了一支篡党夺权的帮派势力。
  在中央,周恩来继续努力控制局面。11月中旬,他把一批单位列为重点,不准外面的人去冲击。同月,他起草了北京大、中学校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通知。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可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阻挠、破坏,很多措施没有能实现。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张春桥、姚文元急忙赶到上海,接见“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守回来。”6日,在他们指挥下,以王洪文等为首的“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接着,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夺权之风遍及全国,加剧了混乱的局面。1月下旬,周恩来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一起修改《中央军委命令》稿,形成军委“八条命令”,如一切指战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必须坚守岗位,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或变相体罚,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行、罚跪等。周恩来把这个文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下去,指出八条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力图扭转混乱局面。2月中旬,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的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周恩来在会上还责问“文革小组”一伙:《红旗》第13期社论发表前为什么不送阅?在2月16日碰头会的激烈斗争之后,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就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在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起到3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在中央召开的多次会议上,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这些同志,江青一伙指责周恩来是“二月逆流总后台”。
  1966年下半年,“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通过”造反派”散布“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把矛头对准国务院和总理周恩来。1967年初,北京大街上连续出现打倒周恩来的标语。江青曾多次召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诽谤周恩来。周恩来巍然不动。2月18日,他接见国防工业口“造反派”代表时,继续指出:宣传、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走资派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3月21日,他在一个文件上加了这样一段:“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对他们要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对犯错误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根据党的政策,按其情节轻重分别处理,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康生给外交路线扣上了“三降一灭”的帽子,有人告知周恩来,周恩来说:“不通。”在他主持中央碰头会时,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另一方面,林彪、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攻击和诬蔑不断升级。1967年5月,军队中文艺界的两派都要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而演出。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都希望“两派同台演出”,以利于促进团结。但是林彪、叶群支持一派,挑起武斗,造成了流血事件。这月,造反派贴出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并称“总理是老保”。6、7月间,“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多次在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日期不应是“八一”南昌起义,而应是“九九”秋收起义。也在这期间,江青把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林彪、周恩来、康生,说什么“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周恩来立即以事实加以驳斥,说明“纯属敌人伪造”。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企图整垮周思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王力、关锋、戚本禹加紧组织和操纵着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兵团”,连续抛出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标语、传单,他们要夺“旧国务院的大权”。王力在8月7日讲话,煽动群众夺取外交部大权,矛头直指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都表示支持。随即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声誉,林彪在8月9日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全国混乱达到顶点。周恩来把王力的讲话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阅,毛泽东看后指出是大、大、大毒草。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陈伯达才被迫宣布:外交大权归中央,由周总理负责。9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批评红卫兵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揪军内一小撮”、“对香港、九龙的斗争”等错误作法。他在会见广州地区各派赴京代表时疾呼反对武斗,制止武斗。他对财贸口各部“造反派”要夺武器、夺金库表示强硬态度,说:“夺就是非法的,当场就要逮捕”;“如果你们组织一些人去夺金库,那你们算造反派,还是强盗?”“如果夺金库就开枪”。他在接见前往哈尔滨的调查组人员时,批评了7、8月间极左思潮的煽动,指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武斗,反对夺枪,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经过艰苦的工作,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
  林彪、“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他们的首要一着,是打倒一切党政机关领导人。因此,保护领导干部还是打倒领导干部,是当时极为尖锐的斗争焦点。在这暴风雨般的年代中,周恩来身处中央岗位,他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一切他力所能保护的同志。
  1965年11月《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后,周恩来一而主张要说理,一面曾对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这种保护措施,后来由于形势迅速发展而未能实现。“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来就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对罗瑞卿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他指示吴法宪把罗瑞卿安排到空军医院,吴法宪却请示叶群后予以拒绝。罗瑞卿只好送到另一家医院。当有人要罗瑞卿参加批斗会时,周恩来指示:手术期间不能批斗。有人要把罗瑞卿揪走,周恩来说:“绝不能让抓人。”当一些人还是把罗瑞卿揪走后,周恩来反复做工作,终于把人要回。“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于老帅们的保护,更是人所周知的。他很少考虑自己,但对战友们却关怀备至。从1966年12月到次年1月底的50天中,周恩来接见外交学院造反派五次,累计20多小时,其中有一半是说服他们正确对待陈毅的。12月31日.各军事院校“造反派”把几位老帅列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周恩来就向他们做工作,说:陈、叶两副主席和刘、徐、聂三位副主席,是拥护毛主席的,“以他们做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反击二月逆流”后,陈伯达、戚本禹煽动群众攻陈毅,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布置保护陈毅安全的措施。他坚决反对“打倒陈毅”的标语和口号。“造反派”每次批斗陈毅,周恩来都要亲自参加,这是极有力的保护,但又等于陪斗。有一次,他在连续工作18小时后又因遭到一伙人长时间围攻,而心脏病发作。对贺龙的保护,周恩来也是作了最大的努力。1966年7月,康生诬陷贺龙等在北京“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8月,林彪指使吴法宪编造诬陷贺尤的材料。12月,周恩来为了贺龙能正常工作和休息,帮他移住国务院新六所。月底,江青煽动群众造贺龙的反。
  1967年1月9日.林彪亲自攻击贺龙。接着,贺龙家被抄。周恩来把贺龙移住到中南海西花厅。不久,中南海也分成了两个群众组织。周恩来对贺龙说:现在中南海也不安全,我另外给你找个安静地方,休息一下,秋天再接你回来。他把贺龙移住到西山某处。对外,他不断嘱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2月22日,江青要周恩来表态“把贺龙揪出来”。遭到周恩来严辞拒绝。但后来林彪、江青侦知了贺龙藏身之处,把他作了转移,周恩来再也找不到他了。直到林彪摔死,周恩来才得知贺龙已去世;他派人专程接回贺龙夫人薛明,失散五年的孩子们也团聚了。彭德怀是1966年12月被江青指使“造反派”从成都劫往北京的。彭德怀所在单位向中央请示,周恩来下达二条指示:(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红卫兵把彭德怀劫持到北京火车站后,立即向戚本禹报告,成本禹眉飞色舞地在“文革”碰头会上通报这个消息,恰好周恩来在场。他立即站起来说:这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人去接。随后他就离开会议室,亲自去安置。彭德怀暂时被“监护”期间,从年底到1967年7月由专案组管理之前,他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的折磨和摧残。
  对其他老帅,周恩来也倍加关注。在“文化大革命”混乱期间,他曾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傅崇碧等,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警卫工作。1967年2月上旬,“造反派”在三座门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周恩来对此极为重视,并通报给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傅崇碧等。林彪、江青一伙反“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一些群众组织要冲击老帅们住地。周恩来专仍找卫戍区领导人研究保护措施,要他们把老帅们安排在安全地方,加强警卫,并研究了万一老帅们受威胁时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这年八一建军节,林彪、江青等坚决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招待会,周恩来决定直接向毛泽东请示,得到毛泽东同意,三位老帅仍旧出席了招待会。周恩来为了避免意外,还布置了老帅从住处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10月,老帅们都住在西山,江青指使群众组织去搜山。周恩来知道后,马上指示傅崇碧派两个团前去劝阻、警卫。
  1966年12月,当周恩来得知彭真、刘仁、万里、夏衍等被揪走后,立即令傅崇碧、周荣鑫把人找回。他说:“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并指示要保护好他们。后来,卫戍区找回了人,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批评了抓人的组织。当一些人要揪斗薄一波时,周恩来批示薄“休养六个月”。去了广州。12月下旬,国家经委“造反派”赴广州揪薄一波,中共广东省委报中央办公厅,周恩来指示:应由军区派队伍按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护送来京。后来,薄一波在被“监护”期间,备受折磨,周恩来指示把他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当康生煽动一些人制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件”时,周恩来亲自起草电报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吉林省,指出刘澜涛、赵林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同时写信给毛泽东,明确提出他们的出狱确为“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煽动群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则千方百计关怀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从1日到5日开五天。到8月4日,决定延长,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江青在底下布置要大家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生活会一开始,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几次会上只有周恩来、陶铸始终不发言。9月间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红卫兵万人大会上,周恩来正在讲话时,会场的一角突然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周恩来听到后,立刻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表示反对。直到会场平静下来他才继续讲话,说:即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10月中旬,有的学生在天安门张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周恩来派童小鹏等去布置劝阻。这时,清华大学“造反派”要王光美去听取批判,周恩来批示:“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11月中,中央政法学院群众组织要开会批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从他上追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通知新华社:刘、邓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人去参加。他给邓小平打招呼,要他尽量少出中南海。12月,清华大学的群众组织又提出要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请示“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回答:凡是革命的行动都支持。周恩来知道后嘱咐,如来要人时必须向他请示,他们揪王光美就与刘、邓联系起来,对刘、邓不宜采取揪斗办法。1967年1月,在江青怂恿下,蒯大富用谎言企图把王光美诓出中南海,周恩来得知后迅速驱车到刘少奇家,可惜王光美已被劫持到清华园。周恩来立即打电话批评蒯大富,指令他迅速送回王光美。蒯大富无视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就派秘书到清华坐催,终于接回了王光美。同月,北京“造反派”在中南海各门外叫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负责同志,被周恩来断然拒绝。7月,江青、康生、陈伯达等趁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机,策划了100多个群众组织共1.5万余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几百个高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在这滔滔恶浪袭击中,周恩来独撑危局。他亲自打电话批评群众组织头头说:“你们如果冲中南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他坚定地说:“我就是大炮轰,也不能离开中南海!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他对身边的人说:“只要我住在这里,高音喇叭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要一走,他们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他拼着一身,保护了刘少奇、邓小平和许多掩藏在中南海的领导干部。1968年刘少奇病重,周恩来还动员了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去护建。他在当时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干部,是写不胜写的。他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很多人过关:他在惊心动魄的风浪里,使很多人得到安全。他一批又一批地接被批斗的领导干部住进中南海或者安置在可靠地方:他一次又一次他说服红工兵和“造反派”要尊重宋庆龄等著名人物;他劝“造反派”不要揪斗,要文斗不要武斗,他指示要保护政协机关、民主人士,并对一批上层民主人士直接采取了保护措施。他保护了班禅等宗教界领导人。他亲自写电报稿叫对少数民族代表人士赛福鼎等采取保护方针。他对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如钱学森、季四光、华罗庚等也都想方设法保护过去。许多知识分子、国家干部甚至普通党员、一般群众,都深深记得在那惊涛骇浪中周恩来对自己的关怀和爱护。对于被揪被斗甚至被“罢官”的党内外干部,他批示工资待遇一律不变,保证了他们的生活。有时候,他根据毛泽东叫保护某人的批示,开列名单保护了一大批;有时候,他采取的保护干部措施事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例如,周恩来要傅崇碧把李井泉、王任重、江渭清等20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送到安全住所保护起来,严格保密。江青一伙当着周恩来的面追问傅崇碧这些人的下落,追得紧了,傅说了句:“上面知道。”周恩来则坚持不允许他们批斗。当天,傅崇碧见到毛泽东时报告了此事,毛泽东赞同说:“总理做得好。”第二天,江青一伙又拍桌子追问,傅祟碧就说,“你们去问主席吧。”江青一伙不敢再问了,后来,傅崇碧把见毛泽东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爽朗地大笑起来。
  但是,尽管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政领导干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视为异己,仍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周恩来不可能一一顾到,顾到的也不可能一一如愿。到批判所谓“二月逆流”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会,林彪、江青等攫取了党、政、军的极大权力。幸而政治局常委和“文革”碰头会还有周恩来参加,他在内部力排众议,据理力争,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保护力能保护的一切,保存党和国家的元气。
  “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在文化教育战线进行的,但很快就波及经济战线。周恩来既要应付“文革”带来的种种冲击,又要应付各部门各地方“造反派”的种种纠缠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暗箭,还要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他曾对余秋里、谷牧等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
  1966年9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着重讲到:“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当时,学生免费乘车“大串连”。周恩来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整个国民经济瘫痪。林彪、江青等要“天下大乱”,周恩来则一再嘱咐: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采取了许多措施,保证这年农村“三秋”任务的完成和城乡生产建设秩序的暂时稳定。
  10月,林彪关于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的批件发出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大批工交企业领导班子瘫痪了。周恩来十分焦虑,一再讲经济建设要尽可能设法继续进行,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毛泽东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后,周恩来立即把它作为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作斗争的武器。他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了《人民日报》11月10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说:“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当时,林彪、江青一伙鼓吹什么“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周恩来多次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他说:“不搞好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
  11月中旬到12月初的工交座谈会,是一次重大的斗争。陈伯达。王力等企图发布他们起草的文件,否定中央关于工交企业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规定。为了防止把工交企业和农村全盘搞乱,周恩来决定把他们起草的文件草案拿到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谷牧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写了一个修改稿《十五条》。这是一个防止“文革”把工交生产继续搞乱的文件,明确提出工矿企业要业余闹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分期分批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等。11月22日晚,周恩来、李富春把这个稿子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但是,12月4日到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谷牧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准备了“汇报提纲”,系统地提出了与企图搞乱工交企业的指导思想完全对立的一系列意见和建议。“中央文革”一伙人立即围攻批判。6日,林彪对“汇报提纲”作了彻底否定的总结讲话,说工交座谈会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这次会后,由陈伯达一伙搞了一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下达全国,规定工人群众可以建立“革命组织”,可以串连等。12月15日,林彪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下发全国。至此,全国普遍大乱,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196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是顺利的,仍然保持着60年代前半期调整国民经济的好势头。下半年,经济建设开始逆转。从1967年1月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使经济陷入全面混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各级领导机关陷于瘫痪,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遭到批判,经济工作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工农业生产水平迅速下降。196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1%。交通运输量和基本建设都大幅度跌落。1967年5月,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说明铁路、航运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毛泽东支持这个意见。周恩来就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余秋里、肖华、构成武、谷牧等讨论,决定发布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的命令。尽管周恩来想尽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制止生产下降,甚至每天阅读《铁路运输日报》,亲自拟电文,打电话,直接抓生产、运输调度工作,这些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终因动乱的全局无法扭转,他的良好愿望未能完全实现。
  1968年12月,周恩来批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是扭转经济工作无计划无政府状态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但是,会议从12月初开始后,各地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会上争吵不休、互不相让。12月27日凌晨,周恩来疲惫已极。他忧虑地对余秋里说,“今年只有5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后来,只好要余秋里先搞一个1969年第一季度的计划安排方案,提出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下达,1969年第一季度将要结束时,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讨论1969年度计划纲要。周恩来亲自审查修改,并到会上作报告,阐述“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强调了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重要性,针对林彪、汪青一伙搞形式主义那一套,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毛主席语录已发行7亿多册,毛主席橡章越做越大,已做了22亿个,有些人就是搞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作风,我们要的是勤俭之风。
  这期间,他同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进行着持续的斗争。1969年7月,二机部汇报说,林彪下令要把在一线的原子能工厂全部迁到三线。周恩来制止了这个毁灭性的破坏。这年4月,他召集李富春、余秋里、粟裕以及国防工办、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冶金部、一枫部、三机部、七机部等部门负责人开会,解决飞机生产方面的质量事故问题,对检验制度的取消提出了批评。1970年2月,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合理的规章制度还是要,废除了不行。那是无政府主义思潮。”3月,他在接见全国计划会议代表时又说:“不是不要规章制度,合理的不能破。”从1969年起,工农业生产状况有所好转。这是周恩来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坚持斗争得来的。但是,由于当时“左”的错误加上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盲目冒进的倾向相当严重。林彪一伙借口备战,提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宣扬“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盲目大上军工项目,不断扩大规模,造成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1970年固定资产投资又过度膨胀。这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的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于同年9月提交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由于林彪、陈伯达等的破坏,也没有讨论成,国民经济出现了日益危险的倾向。
  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恩来是不理解的,正如他1967月29日在群众大会上所说,自己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说:要做“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做对立的把你冲垮”。他把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1966年冬他对一位领导人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他还说过:“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这些话表明了他当时的沉重心情和辛毅态度。他忍辱负重,在潮头上审时度势,尽力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一方面要使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继续进行,另一方面要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要保护大批党内外的干部。他要同林彪、江青一伙坚持斗争,而斗争又必须限于毛泽东能够接受的程度之内。这是一场既艰苦又强韧的战斗,有时候,甚至不得不说一些不想说不愿说的话,做一些不想做不愿做的事。正如邓小平后来谈到周恩来时所说:“在‘文化大革命’时,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周恩来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大局,相当一批干部保存下来了,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终于没有崩溃。这一切,都为后来的恢复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连续工作十七八甚至二十多小时不得休息,有时连吃饭也顾不上。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革’要让我少活十年。”1967年2月3日,他感到异常不舒服.经医生会诊,发现有了心脏病。他叮嘱秘书保守秘密。这年夏天,他的健康状况显著下降,但仍坚持通宵工作。9月24日,他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8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到1968年9月,总理办公室被迫撤销,只留下了两个秘书,大量的具体工作都得由70高龄的周恩来亲自动手。人们见他操劳过度,日益消瘦,劝他休息,他总是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他不能休息。如果他离开岗位,林彪、江青等正是求文不得。正如国外有的作者所说的:“只要他在其位,就可以在处理政府的日常工作中,保持某种明智,对受到威胁的干部给一定保护,可以减轻数百万人的痛苦。此外,他可以阻止野心家篡夺最高权力的企图,防止爆发一场新的悲剧。如果他离职,内战局势势必更加恶化,如果他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使自己成为英雄,其处境将更加困难、不堪设想。”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他们在结成联盟的同时,彼此间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1969年中共“九大”,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九大”后,他们间的矛盾增大,到1970年,林彪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他图谋提前“接班”,从而发生了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发动的突然袭击,打乱会议的原定议程,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企图让林彪当上国家元首。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粉碎了这次阴谋。他不顾自己有心脏病,极度操劳,甚至有一回因连续工作36小时而昏厥。这次会后,他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主持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的问题。华北会议推动了批陈整风运动逐渐展开。1971年3月初,林彪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蛾’,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他授意林立果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林立果等制订了取名为《“571工程”纪要》的武装政变计划。8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沿途同五个大军区和十个省、市负责人谈话,点名批评林彪及其一伙。林彪策划在途中杀害毛泽东。在北方,林立果交代必要时“要把周恩来干掉”。由于毛泽东有所察觉,提前在9月12日傍晚回到北京,林彪他们的谋杀计划没有得逞。9月12日前后,周恩来连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审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稿。13日晚10时半左右,他得到报告,北戴河林彪住地出现异常情况而且当地有飞机,周恩来下令追查飞机的行动。午夜12时半,得知林彪乘飞机强行起飞。周恩来立即下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1时50分,空军调度室报告:林彪飞机越出国境,进入蒙古,从荧光屏上消失了。周恩来放下电话简,生气地说:“叛徒。”他立即乘车在中南海报告毛泽东。随后,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他劝毛泽东到人民大会堂暂住,并指挥了拦截林彪死党周字驰等劫持的直升飞机的战斗。3时左右,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并作了紧急战备部署,布置保卫北京、保卫中央的工作。后来,得知林彪的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周恩来指示中国驻蒙古大使带随员亲到现场察看,处理善后。
  这次事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指挥调度,防止各种突发事件。他的机智果断的处理,周密的安排.使党和国家转危为安。

谭震林一听就要蹦起来,这时工作人员报告说:

  四月八日,王光美接到通知,去清华大学作检查。

毛泽东想起在北京的街头上出现了“打倒朱德!炮轰朱德!”的标语。他明确表示说:

  比如,国民党特务黄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受审主导时供称,伪造伍豪启事,“丝豪未达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黄凯道出了伪造伍豪启事的本意,除了离间周恩来之外,还在于企望中共党员们来自首——怪不得那伪造的启事署“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以壮气势!

1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中明确批示道:

  王光美的心,一下子收紧了。

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来到京西宾馆,一边往里走,一边和站在前边的各地领导者握手问候。他看到身材高大的王恩茂站在人群中,特别显眼,就走过去,和他握手,他说:

  最使江青不满的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贺龙一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就军队“文革”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论。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他指出,军队少数人在“文革”中表现不好,明明看到有的老同志心脏病发了,还要抓来斗,这些人是在败坏我军光荣传统。

“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周恩来怎么会发表《脱离共党启事》?难道他也是“大叛徒”?

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刘亭亭在电话里说,平平是“粉碎性骨折”。接着是一位医生的话音,要求家长尽快来医院。刘少奇一听,站了起来,跟王光美一起乘着轿车去医院。他们没想到一到医院,立即就被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包围了。

  王光美和刘少奇正在家中。王光美接电话,耳机里传来急促的声音:“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1月7日4时以前到该院做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做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做检查?请主席批示。”

  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

据李作鹏后来回忆说:“1967年1月21日下午2点30分,陶勇被人发现死在海军招待所后院花园里的井里。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调查,最后认定是自杀。我们马上以海军党委的名义做出了他是 ‘畏罪自杀’ 的结论,同时上报中央和军委。这个问题,同样我和萧劲光也是一起研究过的,他也是这样的意见,他说:‘可能是自杀,没有更为可信的其它证据。’以后这个问题弄得非常复杂,他家里的人断言是他杀。但是折腾十几年,把我们抓了以后有关方面继续调查,也没有找到他杀的根据嘛。”

  这样,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宣布撤消刘志坚的组长职务。

毛泽东兴奋得满脸放光,大步走进会议室,看完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的贺电,连声说:

  “后院起火!心脏爆炸!”江青得意地大笑。她这一毒计,一箭三雕:丑化了刘少奇;挑拔了刘涛、刘允真和刘少奇的关系;使王光美难堪。

评论员文章中还写道:

  当时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工作的陈云看见启事,当即派人前往申报馆,送去《伍豪启事》,要求刊登,以驳斥那个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馆不敢刊登。几经交涉,才于二月二十二日在《申报》上登一“曲笔”广告:

1月25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徐向前昨天汇报的内容,他写道:

  康生批:“继续审讯,不要为他所骗。”

“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

  刘少奇的电话线也给扯断了。从此,刘少奇失去了和毛泽东、周恩来的电话联系。

毛泽东听罢,沉吟不语,不住地抽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了,劝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要读黑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还要读狄德罗的《机械人》。

  就连当时担任奉天纱厂协理的王广恩,并不知道刘少奇怎么被捕,也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被拘捕。江青把王广恩说成是“策划逮捕刘少奇的当事人”。王广恩在狱中受到十二次“突击审讯”,始终未说过刘少奇是叛徒,于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死于狱中。

与会者大多都发了言,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大手一挥,说:

  主席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

“我是没有资格教训你,在你眼里只有论资排辈,等级差别森严。但我是共产党员,我们是平等的。实际上有些人就是落伍了,光看到真枪真刀的敌人,看不到隐藏很深的敌人;光能革别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这些人应该想一想,我们革命到底为了什么?我们是不是还在继续革命,还是不革命了,甚至把革命拉向后退?走资派不是天生的,是逐渐形成的,也不是名牌标价的,而是他自己的言行确定的。”

  七月十八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作了一番“战斗动员”:

这一天,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社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

  江青在该专案组五月二十九日的呈阅件上则批:“富治、东兴同志:当心孟用潜骗我们的审讯人员,他在演戏给我们看。”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经过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说:

  江青,不仅要批吴晗的《海瑞罢官》,而且还要把活“海瑞”——彭德怀斗个落花流水!

刘少奇一听,明白毛泽东还不了解真情,就说:

  果真,此事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起风波。这天,北京大学“六四○六信箱”某学生给中央写信,重提“伍豪事件”。江青又借此攻击周恩来。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很大的阶级斗争。”

  于是,天津红卫兵赶紧把那启事影印件在五月十三日送给江青。江青一看,如获至宝,对周恩来发动了突然袭击。那份启事曾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申报》,二月十八日、十九日《新闻报》,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时事新报》,二月十六日、十七日《时报》号外版刊载。启事全文如下:①①转引自一九八○年一期《党史研究》所载、经周恩来生前亲自编定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把目光转向陈伯达,陈伯达吞吞吐吐地说:

  拘捕杨承祚夫妇是“先斩后奏”的。拘捕之后,“王光美专案组”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向戚本禹、江青递交了报告。

谭震林脸红脖子粗地喊道:

  自称“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的江青,以为光是给刘少奇安上“招降纳叛”的罪名,还远远不够。能不能给刘少奇也戴上一顶最为“流行”的“叛徒”之帽呢?

后来,有人在京西宾馆扩大会议上提到军内要搞“四大”,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毅等人立刻跳了起来,他们说:

  穿军装的刘志坚,本来跟“中央文革”的那些“大左派”秀才们无缘。只是因为历史的偶然,他作为总政第一副主任,不能不参加那个以“林彪委托”名义召开的江青“一人谈”座谈会,从此跟江青有了工作上的来往。也正因为这样,他成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毛泽东皱着眉头,又问道:

  毛泽东风闻此事,在翌日——一月十三日深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刘少奇。

“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

  江青要对王光美进行政治审查,建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这个专案组,属中央专案组领导。

毛泽东看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道:

  自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首先发起“红卫兵”,毛泽东写信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北京的红卫兵之中,出现了“五大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虽说她已四十五岁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

于是。毛泽东提笔写道:

  陶铸夫人曾志这样回忆:

“谁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应该受到批判,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夺他的权。没有人例外。”

  初冬的寒气,使刘少奇着凉,肺炎并发。到了开封,他陷于持续高烧之中。

这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中号召说:

  秘书綦魁英闻声披衣出来,挡不住这批蛮横无理的红卫兵,反而遭到拳打脚踢。

“就这样,有的还在脖子上挂一个牌子,写上他们的姓名,还打了个叉叉。”

  由于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我们推翻一个地方的、部门的反动政权的斗争。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共渡,是不行的。

谭震林听说毛泽东来了,就不再吱声了。

  王光美正想细问,对方把电话挂断了。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宜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了。”

  他们千里迢迢赶来成都,正是为了抓捕这个老人——彭德怀!

“区别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既有理论上的根据,又有现实中的标准。你到群众中去看看大字报所揭发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要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有问题,更不都是走资派,只有阶级敌人才混淆是非,搅乱阶级阵线。”

  于是,彭德怀被交给了“天派”红卫兵。

1月21日下午,海军上将陶勇投井自杀身亡。

  “自十九日参加批斗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来吃饭,不能吐痰。

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

  就这样,江青还是设立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虽说是“混”在彭案之中。

“上海是不是把陈丕显同志打倒了?”

  周恩来一听,立即给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明晨五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我完全是个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

  不料,从成都打来的长途电话,使韩爱晶震惊:到手的彭德怀,被人抢走了!

“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1949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

  “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坚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本人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我们的部队在敌人通过的路上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同志救出来,根本无所谓叛变。”

话说1967年1月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人在接见赴广州揪王任重的代表团时,点名批评了陶铸和王任重,说他们都是执行刘少奇那一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

  据刘志坚回忆,陈毅元帅是肖华打电话请来的。叶、徐、贺三帅讲话时都有稿子,叶帅有时离开稿子讲些话,而陈毅没有讲话稿。心直口快的陈毅,尖锐地批判了那些“大左派”们,而且明确地说:“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

“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

  只要是被捕过,那就不难给安上一顶“叛徒”的帽子!

1月12日这一天,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冲入刘少奇的家中,在刘少奇的办公室里贴上了大字报。

  “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王光美正想详细问一下,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断了。就在此时,电话铃再度响起。这一回是公安局交通大队打来的,说刘平平骑自行车在六部口附近被1辆汽车撞伤,正在抢救,要求亲属尽快赶往医院。王光美因为周恩来曾经要求她不得离开中南海,以防不测,所以,王光美就让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先去医院看一看。刘亭亭走后,王光美放心不下,又叫儿子刘源源骑车去了医院。

  弄了半天,张重一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知道王光美是“特务”的!这真弄得专案组哭笑不得!在张重一临死之际,专案组对他进行的最后一次审问,记录如下;

“党政机关已经够乱了,难道还要把军队也弄乱吗?”

  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1月9日这一天,江青终于选任了一个自己的专职秘书,她这个第一任专职秘书就是闫长贵。她对闫长贵说:

  煽起打倒陶铸狂潮

周恩来不满意陈伯达的回答,接过来说:

  刘少奇才高兴了两天,受江青、戚本禹唆使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造反派,又冲进刘少奇家中,要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一张桌子上接受批斗!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周恩来致函江青,告知她已将有关报纸以及他给毛泽东的信件拍照存档,还强调指出:

“我还要你来教训?”

  彭德怀

“为什么夺陈丕显的权,他可是红小鬼出身,出生入死的老革命。”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刘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立即给清华大学“井冈山”下了命令:无论如何,明晨5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王恩茂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唐突地回答了一句,他说:

  此外,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生曾在两个提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材料上,写下这样的话:

“是刚出的漫画,今天下午他们才送给我的。”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1月16日这一天,全国最早支持红卫兵造反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黑龙江军区司令员,在毛远新的配合下,成立了造反团联合总部,宣布夺权。

  一个明显的讯号,从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发出。

1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文汇报》1月5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一个经过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语。按语中写道:

  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绝对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对他的生命各单位要向中央负责。①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闹京西宾馆”。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及首都各报所载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是姚文元的“三评”之———即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评周扬。在这篇评周扬的文章即将发表时,姚文元根据“形势需要”,在文末添加了一段长注。长注的末句,发出了新的“战斗讯号”:

“《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

  除了孟用潜之外,当年许多在中共满州省委工作过的人员也受株连,一个个被拘捕,受审讯,逼着他们作伪证。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刘少奇听说女儿出了车祸,也很着急。

傅崇碧把周恩来转移老干部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说: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①

1月10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1967年1月9日在、发出》。

  答:还不是信,就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我知道的……

于是,陈伯达、江青等人便起草了一份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夺权斗争的贺电草稿,报送给周恩来。

  江青很是得意,因为她利用红卫兵,羞辱了王光美,出了积在心中多年的怨气!

1月6日下午,在快吃晚饭的时候,中南海刘少奇家中的电话铃声响了。刘少奇、王光美都在家中,王光美接过电话,耳机里传出了急促的声音,说:

  战略情报特务!”

“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灭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审判员审问被告人江青:“你是不是控制指挥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yabovip2019,“批判批判,难道你们就不应该受批判?现在一切都是你们中央文革小组说了算,未免太霸道了吧?!”

  “江青同志对我们管的三个犯人都作了指示。杨承柞问题,我们提到做脑血流图,江青同志不让。江青同志讲,一方面要治疗,一方面要突击审讯,把我们要的东西,在杨死前搞出来。江青同志讲,杨是重要案犯,一定要抓紧,一定要加强,要突出重点。”

林彪当即召集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开会,商议并拟出了关于军队文革的7条规定:1、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2、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3、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4、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5、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6、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7、不准串联。

  江青不仅煽动了红卫兵,她也在毛泽东那里进行了煽动。

1月5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曾志这样回忆:

周恩来接到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贺电草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

  在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下,江青、戚本禹才不得不同意由北京卫戍区、“天派”

江青也生气了,说道:

  “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再说1月6日晚,毛泽东把刘少奇1月5日的请示信批给周恩来,他写道:

  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一九六七年夏,忽地在旧报纸上查到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谁?有人告诉他们惊人的答案:“伍豪”是周恩来!

1月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

  张重一是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他跟王光美并不熟悉。当年,他担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只是由于他跟杨承祥夫妇熟悉,也被牵涉进去,居然成了王光美一案的“关键人物”。

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了,上海这个《紧急通告》就很好。但需要写一篇解释文章。

  一见面,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平平的腿好了吗?”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谈话,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做: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江青选中清华大学讲这番话,张春桥找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密谈,内中有一重要原因:清华大学原本是刘少奇的“点”!

“结尾的署名应该加上中央文革。”

亚博vip2019,  三次重伤,使他双腿变得行走不便。但是,他一直在军队工作。

“好。马上把贺电发出去。”

  江青批:“同意。”

“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有一部分你们可能知道。例如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斗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究竟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针和政策,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的。1965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

  “姚:读三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要我表态。……

“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

  顾问 康生;

据闫长贵后来回忆说:在他给江青当秘书的整整1年中,江青无论是作报告或是发言,从不让秘书起草讲稿,都是她亲自拟提纲。所以,秘书从来没有为她写过稿子。江青极自负,她不要秘书写稿子可能是想显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泽东的影响,不要秘书代劳。

  不过,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曾志所忆:

欲知其它省份的夺权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这个会,毛泽东定下的主题是“对任重提提意见”,不料“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在批评了王任重几句之后,火力集中到陶铸身上。据陶铸告诉曾志,“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他们加给陶铸的罪名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如此猛烈的炮火,差一点把陶铸击倒了!

人民解放军奉命陆续派出280多万名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工作。

  一时间,“打倒刘志坚”的大字报、大字标语,撒满全国各地。

东方翁曰:从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夺权开始,到1月8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的夺权阶段。在这个时期,虽然还有红卫兵卷入其中,但他们已经不是运动的主力了,因为在这一时期之前,许多产业工人和机关干部都已经卷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成立了各种造反派组织,他们已经取代红卫兵成了运动的主力军。同时,在这一时期造反派内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造反派逐渐发生分裂和改组,两派或者几派之间,都各自标榜自己是左派,是造反派。军队内部的文革也出现了派别之争。于是派性斗争日益加剧,对立面之间的武斗也不断升级,终于导致了在夺权斗争中出现的大混战局面。作者东方直心 联系方式: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既然江青同意“突击审讯”,专案组就对这垂危的病人“穷追紧逼”。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精心设计的恶作剧,他们谎称刘平平遇上了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刘亭亭和刘源源去了以后,没有见到刘平平,是按照他们的要求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刘平平是“粉碎性骨折”。他们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便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

  “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1月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说:

  “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在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十月二十六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二十八日移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给我们创造了多审七天的条件。至十一月一日死亡。张犯是十足的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家伙。……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二十七天中,突审了二十一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北京的情况,武斗制止了没有?”

  “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消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赞“革命生产委员会”》一文称赞上海玻璃机械厂的工人造反队向走资派夺权,成立了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机构——革命生产委员会,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壮举。

  “伍豪事件”,也就随风而逝,变态了历史,只是偶尔还提及一下: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召见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了解北京的情况,他说:

  组长 陈伯达;

1月19日,毛泽东召开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把各省市区、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一把手召集到北京参加学习班,提高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那上海这么搞,算不算夺权?”

  江青意犹未尽,居然觊觎周恩来!红卫兵提供的一份旧报纸影印件,曾使江青欣喜若狂,以为有了击倒周恩来的重磅炮弹!

“上海已由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贺电写得很明白。”

  江青给“地派”红卫兵打电话,在威本禹给“天派”红卫兵打电话之前约一个月。“地派”红卫兵早已到达成都。无奈,他们跟成都军区的关系没搞好,未能弄清彭德怀在哪里。

“红卫兵还斗干部吗?”

  这样报告悲惨的情况:“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当年你们打土豪,开斗争会,也是这个样子吗?”

  专案组火了,当着孟用潜的面,撕毁了其中的五份申诉材料。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孟用潜写的这份申诉,因未被撕毁而得以保存下来。

傅崇碧猫着腰,两只胳膊向后举着,学着“喷气式”的样子,说道:

  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刘少奇的遗体被推进了火化炉……

原来,上海玻璃机械厂在1967年初夺权后,建立起了一个“革命生产委员会”。这个“革命生产委员会”的职责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改变夺权后工厂生产无人过问的状况。

  毛泽东当时的这一声明,把那个伪造的启事痛加驳斥。因此,毛泽东本人,对此事的来龙去脉,是清清楚楚的。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市3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人,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时称“一月革命”。

  这下子,王光美决定赶往医院。刘少奇一听,站了起来,跟她一起去。于是,在警卫的随行下,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轿车离开了中南海。

“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原中共中央临委专职委员,对于专案组要他写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说“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他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被拘捕,当时正患肺癌,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就死于狱中;

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结束了。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叮嘱他说:

  此后,造反派们要批斗陈毅,周总理找刘志坚谈话,要刘志坚出面做劝阻工作,终于导致发生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康生拍桌子那一幕……

1月7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他们要刘少奇做检查的行动。

  “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那天上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主席就冲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

“那个时候没有搞‘喷气式’,最多戴一顶高帽子游街。”

  “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①①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陈伯达则“揭发”说:“刘志坚是叛徒!”

人民大会堂的小会议厅里,20多个与会者各有各的心思。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更关心他的老部下陈丕显,他问道:

  王任重本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武汉的造反派却要打倒他,说他是湖北的“走资派”。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听罢决议,刘少奇发烧到四十摄氏度!

1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另外,当事人康生、陈云对此事也是清清楚楚的。

“对上海的夺权,你们还有什么看法?”

  经受这样的精神、肉体的双重折磨,这位昔日威震疆场的彭大将军,在一九七三年春末患直肠癌。

“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他在莫斯科写文章反对我们。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少奇、邓小平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

  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

“没,没有打倒,还在监督工作。监督工作不能算是打倒嘛。”

  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人,在被“紧逼”的生命的最后二十七天中,竟被“突审二十一次”!

“‘九大’刘、邓是不是能选上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刘平平,刘少奇和王光美所生的女儿,刘少奇的第六个孩子。刘少奇和王光美婚后,共生四个孩子,即刘平平(女儿)、刘源源(儿子)、刘亭亭(女儿)、刘潇潇(女儿)。

“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

  陶铸舒心地笑了。

原来在1月14日,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25个团体组成的以原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之一的刘格平为首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省军区负责人支持下,成功地夺取了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权。毛泽东对江青说:

  这一文件分批示和附件两部分。《批示)}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把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出狱,说成了“自首叛变”,说成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借此在全国掀起了“揪叛徒”浪潮。

“朱德同志的大字报还有没有?”

  就在王光美到了清华大学不久,六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召开批判蒯大富的会议。王光美没有在会场露面,但是在清华园里收听了大会实况转播。刘涛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在会上发言,批判蒯大富。

1月23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红卫战报》的一篇题目为《赞“革命生产委员会”》的文章。

  成本禹进行了“注释”,说道:“海瑞就是彭德怀,他现在在四川,是大三线的副总指挥,那里没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

“好!总理安排得好!你们做得好!”

  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①看了周恩来的信和那个北京大学学生的信,毛泽东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作了如下批示:

1、此两件很好。2、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以后,开一个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刘少奇被打成“大叛徒”

“听说新疆造反派要打倒你,怎么样,能打倒吗?”

  毛泽东的批示,一言九鼎,为平息“伍豪启事”风波起了“最高裁判”的作用。

1967年1月21日

  三月四日,《申报》刊出“周少山”启事。那是中共临时中央借助于在上海开户营业的法国律师巴和,终于得以公开否定那个伪造的启事: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都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8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的话,说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江青。没有“江青同志支持”,他们怎敢用欺骗手段去戏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

“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一月八日,刘志坚被转送到北京卫戍区部队,关押在北京顺义县。此后,大会批、小会斗,他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

刘少奇回到家,对家人说:

  刘少奇的申辩,据理据实驳斥。可是,在那种荒唐的年月,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共和国的主席眼看着要跌入没顶之灾……

“就是嘛。这样搞,不好!好人搞坏了,病人搞死了。”

  辅仁大学在一九五○年被接管,不久并入其他学校。这所在北京一度颇有名气的大学,也就逐渐被人淡忘,以至后来已很少有人知道辅仁大学。

这一天,徐向前见林彪尚无回音,就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问:你现在说说!

第二天,清华大学“井冈山”印发的“智擒王光美”的传单,飞向四面八方,成为轰动全国的“爆炸性新闻”。

  向刘少奇本人传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是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十四天—

“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难道能允许他们就这样给毁掉吗?”

  审查王光美,使辅仁大学一下子变成了“热点”。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祥和妻子袁绍英突然遭到拘捕,其原因是杨承柞原是辅仁大学教授,跟王光美有点瓜葛。

1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中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的错误决议。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彭德怀回京后,由于有中央警卫部队守卫,红卫兵不能把他拉出去斗,但是不断纠缠他,审问他。

1月17日,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等人。参加会见的是康生、刘宁一。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刘少奇、王光美看中清华大学,是因为刘少奇的第四个孩子——女儿刘涛正在清华大学上学。刘涛在那里,人头熟,内情熟,自然便于王光美了解那里发生的一切。

徐向前也站起来吼道:

  刘涛不知“江阿姨”找她何事,也就去了。一到那里,她的弟弟——刘少奇的第五个孩子刘允真也在呢!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

  那来自北京的红卫兵,是由江青通过戚本禹秘密派遣的。

“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4、5个小时,侮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对群众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

  江青一直嫉妒着王光美,特别是王光美作为刘少奇夫人,一次次出访:

“你再说一遍,我记下来传达给林彪同志。”

  施毒计离间刘少奇家庭

“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

  翌日,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传单,就从清华大学飞向四面八方,成为“爆炸性新闻”!

谭震林紧追不放。江青说:

  江青,终于借助红卫兵的恶作剧,使王光美第一次受到凌辱。这样的恶作剧,在中共党史上,堪称“史无前例”!

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社论中称赞领导夺权的原山西省委领导人和省军区负责人支持夺权斗争,“为全国革命领导干部作出了好的榜样。”并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通告中说:“自即日起,接管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那是亭亭打来的,讲话似乎很犹豫,说一句,停一下。亭亭说,平平是“粉碎性骨折”。接着,是一位“大夫”的话音,要求家长尽快赶往医院。

秘书去后,毛泽东继续问傅崇碧:

  那是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担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和中共满州省委组织部部长一起来到沈阳奉天纱厂,尚未进门,便受到该厂厂卫队的盘问,以为可疑,当场拘捕。内中的原因,是该厂有人向厂方密告中共活动,使该厂中共地下支部书记被捕,因此门口对外来人员的盘查也骤然加紧了。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闽西——赣南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

伯达同志和小组同志们:

  周耀澄一九八○年十二月五日出庭作证,说了以下证词:

林彪当天即将7条规定报送毛泽东。

  组员 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平平的腿好了吗?”

  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中共中央特科在周恩来、赵容(康生)领导下,在一九三一年五月消灭顾顺章家属十余人。

“这些老干部怎么就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经江青圈阅的专案组的报告如下:

这样,刘少奇在警卫们的保护下,登车回了中南海。王光美则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

  当天深夜,他的遗体被抬上一辆吉普车,拉往火化场,他的脚都露在车外!

他回头又叮咛了一句:

  在刘志坚被打倒之后,“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只剩下江青和张春桥了——另一副组长王任重在刘志坚之前便被打倒了。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

  人实在是个特务,这个人虽然本身是个特务,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特务,是个很具体特务。……这个人很显然的

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刘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联名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贺电全文如下:

  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同我汇报……他是典型的两面派。”江青还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全军文革小组必须改组。”

毛泽东看了这两个电讯稿,在批示中写道:

  不料,姚文元那篇评《海瑞罢官》文章一发表,打乱了彭德怀的工作,他的脚下响起了炸雷!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们。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发牢骚说:

  问:你听谁说的王光美是特务?

“警告想要把军队搞乱的野心家,他们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孟用潜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九年三月,写了二十次申诉,否定自己被逼而讲的违心的话。

毛泽东边走边笑着说: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合订本一册,《申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他又转向大家,问道:

  “通过审查杨承柞、袁绍英,来证实王光美同志所谓的美国特务问题,是为了说明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打入我们党中决,与刘少奇同志结合,很明显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同志服务的。原中央专案组的华蕴山传达江青的所谓指示,我当时作了记录,这个记录本我已经提供法庭作为证据。”

谭震林仍然不依不饶。周恩来生气地说:

  刘志坚被打倒,导火线是陈毅问题。其实,那“中央文革小组”要把刘志坚“端”出来,已经筹划过多日了。

“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11月上旬只有1000多人,今年1月上旬100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

  不久,肖华也被打倒,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

“陈丕显过去的功劳没人抹煞,但他解放后生活腐化,连住房门上的扶手都经常用红外线消毒,又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应该靠边站,接受群众的批判吗?”

  周恩来致电西南建委、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及北航“红旗”:

1月13日深夜,毛泽东风闻中南海造反派到刘少奇家中贴大字报,就派秘书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会,他和刘少奇进行了一次谈话。两人一见面,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

  这样,刘少奇在警卫们保护下,登车回到中南海。

“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江青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独断专行”。陈伯达、康生也发表了反陶演讲。

1月21日,毛泽东首先发现了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率先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的典型。

  江青把王光美打成了“大特务”。中共“九大”之后,林彪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判决书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才算保住王光美一命!

“1、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2、我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几天之后——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九点,夜色浓重的北京街头,忽地爆发出一阵阵“打倒陶铸”的呼喊声!

“不要你口头传达,我亲自给他写两句话,你给他捎去。”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一次提到:

“军队应该表示态度了。你看山西就比上海又有创造,军队支左是个好典型。”

  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①

“胡来,这是丑化共产党的!”毛泽东气愤地说。他侧过身子,又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是个特务,这个家伙是很严重的很厉害的特务。

刘少奇和王光美一共生育有4个孩子:女儿刘平平,儿子刘源源,女儿刘亭亭,女儿刘潇潇。刘平平在刘少奇所有的孩子中排行老六。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召开了联席会议。

“北京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两派还在打,制止不了。”

  那是在十多天前——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约见了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蒯大富,暗示道:“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这就看毛主席您的态度了。”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不久,毛泽东又要军队承担“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任务。

  九月十六日,康生致函毛泽东:“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于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一九三六年八、九月间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随信附上了《反共启事》。

刘少奇落座之后,郑重地对毛泽东说:

  “他们查到了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

1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江青不经过毛泽东同意,也不讲任何策略,专门接见了新华社人员,把陶铸的问题捅向了社会。

  “文革”,使天平朝江青倾斜:江青崛起而为“中央首长”,王光美则随刘少奇的垮台而一落千丈。

此后,阎长贵每天在给江青送文件时,都要附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几。

  “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领,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双脚。”

关于陶铸的情况前边已经说过,他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后来,他又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顾问。可是,他却利用掌管的宣传大权,在宣传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时,大登刘、邓的照片,特别授意伪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他还采用移花接木的办法,把陈毅的头像去掉,换上了邓小平的头像,以示邓小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仍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因此,毛泽东才说了上边那些话。

  张春桥的话,道出了江青在陷害刘少奇中所起的关键性的作用。

1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

  毛泽东听罢,沉吟不语、不住地抽烟。

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和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政策。你们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进入手术室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

“我看你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

  警卫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

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

  事务所

“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

  内中有:

“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在庐山会议时,主席问到对我的决议案如何,当时我向主席作了三条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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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串的“大”,一连串的“最”,道出了江青对刘少奇的刻骨之恨!她比那《审查报告》,多给刘少奇安了两顶帽子,即“大特务”、“大反革命”。

谭震林听江青如此说,就更来劲了,说:

  周恩来

1月25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通告,宣布说:

  所谓的《伍豪等启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1月24日,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将军队文革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表示,要向毛泽东报告。

  利用“伍豪事件”整周恩来

傅崇碧把彩色的“百丑图”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展开漫画,看见上面画了一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坐在上面,下面抬轿子的谭震林双手沾满鲜血,罗瑞卿口里叼着一把刀子……

  来自大西南的凶讯,迅速被周恩来获知。周恩来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文革”开始不久,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下午,王光美出现在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学生们发现了熟悉的面孔,欢呼着,要她讲话。王光美说道;“我是按照刘少奇同志的吩咐来看大字报的。”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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